除此之外，国人也纷纷慷慨解囊。

在jack和唐建凯的倡导下，香港的慈善工作表现突出。

其中和记李超人捐赠一点一亿元，少基唐三叔一亿元，这两个微妙的数字，让李君阁不由得啼笑皆非。

在后续的时间里，立法会共拨捐款九十亿港元，民间捐款达一百三十亿港元。

民建联一项民调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的港人曾为蜀州捐款！

米国《纽约时报》也不由得发出感慨。

“致命灾难，触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特别是在新富和城市人当中。

捐赠像潮水一样涌入，善款比中国去年全年募集到的都多。

对于一个政府曾包办福利的社会来说，这次的捐赠令人瞩目。

尽管向数百万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援助主要还是由政府和军队提供，但这次，民众迅速组织自救，而不是坐等政府组织的救援工作。

为灾难募捐的银行帐号不断在网络日志和手机上闪烁。

献血中心挤满了前来捐血的民众，已开始要求市民预先登记方能献血……”

……

当国内的媒体还沉浸在对地震细节的报道和对典型人物的挖掘和整理时，更多的西方媒体，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地震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众极具想象力和饱含热情的各种自发救援活动。

他们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个名词——公民社会，并讶异于它在中国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