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摸索了很久，无论宋，明，清，都出现过很多问题，直到“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两条确定后，兼并虽然依旧盛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农税了。

从此后，国家有钱了，这才是稳定的基础。

上亿两白银都说赔就能赔，相比之下，几十万贯岁币，连毛都算不上。

此举在明清施行，阻力非常巨大，因为明代国策是读书人免税，导致大量投效式兼并的发生，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税带来的大福利，最后国家负担全部落到抗风险能力很小的自耕农身上，最后自耕农比例越来越少，国家破产。

清代初期也是如此。

如今的陕西，阻力小得多。

首先，北宋读书人没有免税的说法，只有官员才有。

其次，官员免税田亩有明确规定，虽然多占土地照样免税的现象非常普遍，但那毕竟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第三，最有利的一点，宋代商税比例相当大，政府鼓励工商，甚至鼓励大宗海贸。

官员升迁，携带土产进京贩卖都是常态，以前在大相国寺，如今在万货集，甚至还开辟有专门场地给他们干这个。

这就让有识之士，将眼光投放到了土地之外的产业，而不是只有买地这一条投资渠道。

就陕西本地来说，上等户一直以来，缴纳的就是田赋，丁银改不改，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下等户和无地户来说，在苏油的努力下，他们正一批批一步步变成自耕农。以前的丁银，对他们来说就是勒在脖子上的枷锁，而到了现在，第一批分到土地的人，也就有了纳税的实力。

剩下还没被惠顾到的那些，名下没有田地，也就不用再交税，负担大大减轻。

对于中等户来说，他们本来就有地，精耕细作推广后，人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只要添丁不添银，无论男女婴儿，父母让他们存活下来几率更高。

可耕土地面积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会让相同的地区，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