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七，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代表西洋与南洋势力，正式与南朝签署联盟条约，约定共抗北朝，南朝则为联军提供必要支持。

三月初八，南洋联军如约进入扬州城，随行带来了不少新式火炮，当时由鸿胪寺派遣的通译全程陪同，高杰、刘良佐、黄得功三部的监军与督军亲自接收了火炮，并安排人手先行押运前往各部驻地，一切看似都按条约顺利推进。

可随着回溯深入，一个致命的问题浮出水面——

当初南洋联军入境后，兵部是否派遣了官员协同跟进？

都察院是否派出御史入驻联军，监督其动向？

内官监是否派遣了监军太监随行，掌控其行踪？

朝堂之上，面对弘光帝的质问，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与内官监太监纷纷摇头，神色各异。

追问之下，众人才知晓其中缘由：

早在二月初七签署联盟条约时，双方便有明确约定——

南洋盟军不入大明军事体系，享有“便宜行事”的自主权，大明朝廷不得随意干涉其内部事务与行军部署。

正是这份看似“相互尊重”的约定，让南朝失去了对南洋联军的约束与监管，才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得以脱离北伐军序列，在江南腹地肆意妄为，酿成今日之祸。

这就意味着，南朝对这支南洋盟军，根本没有半点实质的监督权，更谈不上有效的约束力。

可细究起来，盟军又算不上违规——

他们确实如约将新式火炮送到了各部，也在扬州完成了会师，还一同举行了北伐开征仪式，表面上的约定条款，算是一一兑现。

这般“合规却作恶”的局面，让马士英、陈良谟与刘宗周三位重臣头疼不已。

盟军没有按预期北上伐北，反倒转头东去，直扑苏州府，在那里大肆劫掠百姓，无恶不作。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地府衙早已糜烂不堪，官员们不仅不上奏朝廷禀报实情，反倒为虎作伥，暗中为盟军提供便利、充当向导。

只因官家与地方富户并未受到劫掠，便对百姓的苦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盟军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