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勘察报告，连遗书都标了疑点——那字看着是唐雄的，可笔锋抖得厉害，‘自愿’两个字几乎要划破纸，正常人写遗书，哪会抖成那样？”

邵建国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懑，“可报告交上去，第二天就被打回来了。

顶头上司把报告摔在我桌上，说‘邵建国，你想多了！

唐雄就是畏罪自杀，赶紧结案！’

我怎么会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据理力争……

可结果，还是……”

他猛地住了口，喉结滚动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他哑着嗓子说：“就在那时候，医院给我的妻子刘慧下了病危通知，急性白血病，必须立刻骨髓移植，手术费要三十万。”

“三十万啊……”他重复着这个数字，眼眶红了，“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一千二，跑遍了所有亲戚家，敲遍了老战友的门，凑到的钱连零头都不够。

刘慧躺在病床上，化疗把头发都掉光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国，我想看着儿子考上大学’，我……”

邵建国抬手抹了把脸，指缝里渗出的湿意，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第三天，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在医院走廊拦住我，递过来一个黑色的皮包。

拉锁拉开的瞬间，我眼都直了——一沓沓的现金，用银行的纸条捆着，整整齐齐，三十万。”

“他说，‘邵队，签了字，这钱就是你的，唐雄的案子按自杀结。

你老婆的手术费，我们包了’。”

邵建国的声音开始发颤，带着撕心裂肺的悔恨，“我当时就懵了，指着他鼻子骂，说我是警察，不吃这一套！

可他冷笑，说‘你上级领导都点头了，你以为案子为什么压着？

唐雄已经死了，这案子到此结束，皆大欢喜不好吗？’

我迟疑了？”

“我看着病床上日渐消瘦的刘慧，看着她每次化疗疼得咬碎牙，再看看那包钱……”

邵建国的声音哽咽了，“我动摇了。

我知道那是赃款，是拿良心换的，可我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