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公开听证在七天后举行。

同上一次相比，曜星代表席空了一半。顾临川和三名高层管理人员处于刑事调查期间，只能在监察人员陪同下出席。地下三层的设备、活体数据库和远程授权模块全部列入证据。

听证开始前，数据核心中的身份映射已经完成第一轮恢复。

二十三个编号对应出二十一个真实姓名。A-06的数据严重损坏，A-12只找到一个名字“梁沐”和模糊的儿童福利机构记录，仍需继续比对。

这二十一个人里，有为支付学费参加有偿研究的学生，有相信员工健康计划的曜星职员，也有本就患有焦虑和创伤后障碍、以为自己接受正规治疗的患者。

他们不是因同一种原因走进试验室，却都在信息被隐瞒时失去了真正同意的条件。

许乔选择公开姓名，江遥由家属授权纳入医疗证词；其余受试者是否公开则完全交由本人或家属决定。

没有人再被迫用编号证明自己受过伤害。

沈知微坐到项目负责人席时，没有带公司准备的发言稿。

监管官先问：“你是否承认，共感项目的核心技术被用于二十三项未经批准的人体试验？”

“承认技术被使用，不承认这些试验经过我批准。”

“你是项目首席研究员。为什么长达十一个月没有发现？”

“因为我把物料、临床沟通、伦理归档和设备安全拆分给不同管理线，又默认所有异常最终都会送到我这里。”

沈知微打开自己的陈述。

“安全报告第一次被删除，我接受了同步故障的解释；宁一提交物料异常时，我甚至不知道基层员工无法直接联系我；护士发现未登记受试者，通知被研发副总裁办公室拦截；三名早期作者追问署名，也没有人能见到我。”

“这些信息被人为截断，但我作为首席研究员，没有建立第二条确认渠道。这是我的监管疏漏。”

顾临川的律师问：“既然你承认管理疏漏，是否也承认项目风险主要来自你只关注技术、不具备管理能力？”

“不承认。”

“你刚才亲口说——”

“管理疏漏是具体责任，不是把所有犯罪重新装进‘她不懂管理’这句话里。”

律师又问：“过去七年，你是否从曜星获得高额薪酬、股权和行业声誉？”

“是。”

“也就是说，你享受集中管理带来的收益，如今出现犯罪风险，却声称自己对管理体系毫不知情？”

“我没有声称毫不相关。”沈知微说，“我获得过收益，因此专利返还和赔偿中也应承担相应义务。但获得收益不能证明我批准人体试验，正如承担疏漏不能替真正作出清除命令的人免罪。”

“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为了不把获益者和犯罪者、管理责任和具体行为混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