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闭上眼睛,脑海中迅速将这些时间点串联起来。
天成三年十月十五,正是那艘被查出夹带私盐的漕船从扬州出发的日子。而在此之前,赵国公的粮行支出了采购尾款,盐枭送来了“夹带私货”的定金,钱庄将盐款转给了扬州的盐商。
时间严丝合缝。
这不是巧合。
这是精心设计的局。
赵国公勾结盐枭,利用自己名下的粮行采购漕粮,在漕船中夹带私盐。然后,他买通押运官周明远——或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需要买通,只需要在事后将一切罪责推给这个毫无背景的寒门官员。周明远“自尽”留下的遗书,尸检报告中的疑点,都指向这是一场灭口。
而赵国公的目的,不仅仅是陷害一个押运官。
阮仪翻到账册最后几页,那里记录着几笔特殊的支出:
“天成三年十一月初三,支银一千两,送刑部主事李大人府上。”
“十一月初五,支银五百两,送大理寺评事张大人府上。”
“十一月初八,支银八百两,送御史台王御史府上。”
时间,正是周明远案发、三司会审启动之后。
赵国公在收买三司官员。
他要的不是周明远死,他要的是通过这个案子,将“监管不力、用人失察”的罪名扣在主管漕运的阮仪头上。一旦坐实,轻则罢官,重则下狱。
好狠的算计。
阮仪合上账册,指尖冰凉。
证据有了。铁证如山。
但问题也来了——这账册,是灰隼夜盗官船得来的。官船已被查封,属于刑部证物。私自潜入、盗取证物,本身就是重罪。更何况,灰隼等人还在码头遭遇伏击,对方显然是早有准备。
送密信的人,究竟是友是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