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前，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保护隔命的成果。

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

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没有任何隐瞒，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

陈先生微微点头，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

“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那我再说几组数据，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可以自行思考嘛。”

副部长开了个小玩笑，沉声把边区建立前后，驻地周边的私营企业历史、数目、资本总数，乃至整体商业政策进行了阐述。

“在边区建立前，本地的反动政府不但要粮要钱，派差拉夫，勒索敲榨，苛如猛虎，军队还烧┴杀抢掠，导致十室九空，人民群众惨遭祸殃。

驻地附近的人口大量减少，数百华里走下来，有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截止到36年，本地的私营企业不过168家，总资本4万元。

随着我们的政策鼓励，1937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04家和7万元，去年，即1939年年末更是变成了262家和40万元，商业活动得到了恢复。

不少地主资本也转向了工业投资，整个边区现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不下200人，大型织机数十架，年产土布4000匹。

在驻地、安定、延川、延长等地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余斤．可供以上地区13群众的烧用。

定边的私人盐池，有五六家之多，产量颇丰，除供边区食用外还运销陕、甘、宁数省，解决了大后方食盐的危机。

民营纸厂有39户，工徒98人，池子38个，生产的纸张在第二战区很是畅销，就连阎长官用的也是我们的纸嘞。”

说完了成果，副部长又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去年开始，边区的发┴展放缓，好不容易恢复的经济遭受重创。

尤其是布匹来源减少，价格飞涨，农民用粮食换布，以及粮价与布匹之间的差额扩大。

如1937年每斗小米可换土布1匹，或换洋布匹，1939年每斗小米只能换土布匹，或洋布匹。

原因副部长没有说，可在场的人都知道，无他，山城和日本人的经济封锁尔，在这上面两者倒是默契十足。

慰问团不觉看向左重，但左重在国府混了这么久，脸皮功已臻化境，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抬头看起了天空。

副部长停顿了片刻，等众人消化完刚刚的话再次开口，语气变得振奋，颇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为了发展经济，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上级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加大了对手工业的投资，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效果很好。

以驻地为例，到了去年年底共有铁匠16家，木匠、钉匠、钉秤、裁缝、锡匠、银匠等47家，流动工人500人，农村纺妇一千余人。

事实证明，我们地下党人不怕吃苦，也不怕封锁，只要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心为百姓考虑，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慰问团成员纷纷窃窃私语，别看上面说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手工业者，作为生意人他们很清楚，手工业的活跃程度与经济息息相关。

陈先生莫名感慨，山城跟西北相比，在自然环境，人口数量上都占据优势，可在山城他看到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