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违律为婚”这条罪状，犯罪主体不明确。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无知，这条罪状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替她订婚的叔叔，而不该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应，反悔的目的也仅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说明了当事人的态度，她对于这桩婚姻，是抵触的！即使不能不作为“违律为婚”的犯罪主体，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体！这项罪名，不该由她来承担，或者说，不该全部由她承担！

第三，就是“谋杀已伤”后的自首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盗杀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盗窃罪，都能够赦免，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阿云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得到结论。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与韦大成婚，尤其在这婚姻还是不合法的情况下，其犯罪动机，明显轻于偷盗，其犯罪实施的结果，又是如此轻微。

因而纵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认为，阿云的自首，相较于盗杀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条件的！

这些其实都是法律条文的瑕疵，在阿云案这个用现有律令不能维系公平的特例里，该如何判决？

臣以为，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判决结果必须体现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够维护和引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而不能伤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护所有人的法定权利，倡导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是引导所有人从善弃恶的行为准则——无论如何，绝不是为惩治而惩治。

换个说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断案依据明晰的时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时候，需要坚定执行。

但是在律例无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争议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数人认为公允的判决。

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也是皇命可以干预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时不应当干预司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因此请陛下维持大理寺根据现有法令的做出的判决，以维护皇宋法律的权威性，但是同时下达敕命，给阿云减罪，兼顾判决的合理性。